【中國禮品網訊】基層送禮名目繁多、大操大辦的“紅白喜事”近年來愈演愈烈，不僅成為民眾的沉重負擔，而且敗壞社會風氣。目前，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通過鄉規民約等方式整治各種“人情債”。專家指出，在全社會“反四風”的背景下，“倡儉治奢”也應成為農村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

　　“入不敷出”：一年收入２萬，送禮近３萬

　　“我們家去年一年收入才２萬多元，光送禮就送了近３萬元。”重慶市城口縣廟壩鎮興旺村村民李習瓊談到“送禮”很無奈地說。

　　在這個國家級貧困縣，被“人情債”困擾的不止李習瓊一人。

　　“酒宴”名目繁多，人情鏈越拉越長。除了傳統的婚喪嫁娶、孩子滿月、老人慶生外，出獄要辦“沖喜”酒，買輛摩托車要辦酒，家里牛羊下崽也要擺一桌。送禮對象從原來的親朋、同事同學延伸到同事的親朋、同學的兄弟姐妹。“在全縣治理大操大辦風之前，各種辦酒通知貼滿鎮上的公告欄，一天到晚鞭炮響個不停。”城口縣廟壩鎮紀委書記馮喬明說。

　　排場越來越大。“你辦５０桌，我就辦８０桌。”廟壩鎮排山村村民趙安德告訴記者，現在辦１００桌也不少見，常常是十幾桌菜沒人吃，造成極大浪費。

　　“行情”越來越高。一兩百元是普通關系，三五百元正常水平，上千元也是常有。城口縣明通鎮退休干部楊應祿留著厚厚兩本“送禮清單”：２００１年送出８２７元禮金，２００８年達到２．１萬元；２０１２年更是高達８．４５萬元，送禮２０６次。

　　事實上，城口縣只是全國基層“人情債”之痛的一個縮影。寧夏靈武市崇興鎮崇興村一村民說，現在１００元基本拿不出手，有些場合一般都要５００元，去年總共出了１萬多元的禮。而湖北隨州統計數據顯示，２０１３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人情消費２３７５元，比２０１２年增長１９％。

　　“人情異化”：借錢、貸款送禮，“借老人”辦壽酒收禮

　　婚喪嫁娶辦宴席等“禮尚往來”傳統延續上千年，具有一定互助性質，然而如今卻日益異化變味，給人們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心理負擔，甚至成為斂財的手段。

　　“酒席多的時候一天十幾場，借錢送禮是常有的事。”去年，為了送禮，城口縣興旺村村民王懷友不得不花掉本打算買化肥的錢。

　　城口縣燈良村村民沈茂培告訴記者，８月是“升學酒”高峰期，去年８月他就借了３８００元送禮。有些村民甚至貸款送禮。

　　“一年送出去這么多，不收回來就虧了。”馮喬明說，有喜事就大辦，沒喜事就創造喜事辦，辦酒送禮風陷入惡性循環。有些村民實在找不到理由就“造假”，甚至有人“借”老人當親人辦壽酒。“原本是正常人情往來，現在卻變成了斂財。”

　　“請柬都送上門來了，不去人家有意見，以后怎么相處？”城口縣興旺村一村民對記者說。

　　“人情比什么都大，送不起也得送啊。”重慶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廖成林說，受社會上“講關系”“搞圈子”的影響，很多人認為多送禮能夠搞好與干部、領導的關系，這讓送禮風更加盛行。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認為，中國向來是個熟人社會，但隨著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大、人際交往信息化網絡化等，以往維持熟人之間的親情、血緣紐帶越來越弱，辦酒席送禮成為人情往來的一種“行為模式”，導致人情異化。

　　“移風易俗”：黨員帶頭村社引導，剎住“浮華風”留下“情”和“根”

　　身在基層的干部群眾深受“人情債”之害，對大操大辦、亂辦濫辦之風反映強烈。基層干部群眾認為，在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和“反四風”之下，公款消費已有明顯好轉，民間扭曲變味的人情消費也該剎剎了。

　　“傳統文化、禮儀異化成了商業手段，禮尚往來的商業功能被凸顯。”廖成林說，這是城鎮化過程中社會基層管理滯后的表現，行為缺乏必要的引導，應當開展新形勢下的移風易俗。

　　“送禮是風俗習慣，不能用法律法規約束，因此必須要黨員干部帶頭、充分發揮村社自治來引導。”馮喬明說。

　　目前，重慶城口縣、巫溪縣等不少地方都已開始著手治理基層“人情債”。城口縣專門出臺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婚喪簡辦，其它事宜一律不準操辦，不準收受親戚以外的其他單位和個人禮金或貴重禮品。今年以來，城口縣已對４名違規辦酒的黨員干部進行了查處。

　　同時，城口縣也對廣大村民發出倡導，簡辦結婚、嫁女、喪事等傳統“紅白”喜事，不辦或少辦各種名目奇異的酒宴，重拾民間勤儉之風。

　　在治理和倡導下，城口縣大操大辦之風明顯好轉。廟壩村村主任楊傳政說，今年該村辦酒席１１例，違規操辦只有２例。王懷友告訴記者，今年以來送禮送了４０００多元，手頭寬裕了不少，準備多買點肥料，“這樣的村規民約早該定了！”

　　“政府和社會組織有責任倡導健康文明的情感表達方式，不能不作為，也不能矯枉過正，應提倡正常的人情交往，讓禮尚往來回歸理性、本源。”廖成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