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在藝術品的收藏與投資中，可謂是門類眾多、品種紛繁，每個收藏愛好者或藝術品投資人都渴望尋找到一個值得收藏又極具投資價值的收藏投資品種，衡量一個收藏品種是否具有收藏與投資價值，就看這個收藏品是否具備六個字的基本條件，即：稀缺、精美、珍貴，而新中國藝術陶瓷就完全符合這六個字的要求。
一、稀缺
在這近二十年的收藏實踐中我切身感受到，真正精美的新中國藝術陶瓷總量并不多。究其原因：
一是創作時間短。新中國藝術陶瓷，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五、六、七，是指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景德鎮十大瓷廠改制、計劃經濟體制解體，這一時期，景德鎮創作生產的藝術陶瓷，前后跨度約三十五年左右，其中“文革”耽誤十年，新中國藝術陶瓷實實在在的創作生產時間只有二十幾年，而淺降彩瓷的創作生產歷經七八十年，民國汪曉棠、潘匋宇到“珠山八友”，他們從創作洪憲瓷計起，到一九四九年，都超過三十年，創作時間短，作品的總量也就少，從這個角度分析，新中國藝術陶瓷的精品應該不會多于淺降彩瓷和民國“珠山八友”等人的作品。
二是從事藝術品創作的人數并不多。一九四九年前，景德鎮有數以百計的小作坊，數以千計的陶瓷藝人從事陶瓷藝術品的創作與生產，解放初期，集中到幾個陶瓷合作社，少數幾個瓷廠，最鼎盛時期，也只有十來個瓷廠，而專業從事藝術陶瓷創作生產的只有景德鎮藝術瓷廠、雕塑瓷廠、建國瓷廠、人民瓷廠、東風瓷廠和輕工部陶研所等，而精美的藝術陶瓷作品，大多出自這些瓷廠的美研室，從現存精美的藝術陶瓷作品分析，這一時期優秀的陶瓷藝術創作者不足百人，故整個產量也不會很大。
三是留存在國內和民間的藝術陶瓷精品很少，那個年代國內人民生活比較貧困，溫飽都難以保障，人們沒有條件去欣賞和購買這些高檔藝術品，當年生產的藝術陶瓷，主要是供出口創匯，用作國家、政府對外交往的禮品，以及各美術館、博物館、高檔賓館、會議室等重要場所展覽陳設用，留存在國內，散落在民間的非常少，我們現在能見到很多精美的新中國藝術陶瓷，大都是近些年從國外回流的。
四是“文革”十年藝術陶瓷創作遭到極大破壞，很多精美的陶瓷藝術品慘遭毀滅，“文革”十年，很多廠家一度停止陶瓷藝術品的創作與生產，特別是輕工部陶研所“文革”十年幾近癱瘓，幾乎沒有創作生產陶瓷藝術品，很多優秀的藝術家挨批挨斗，關進牛棚或下放農村，被迫停止藝術品的創作，在這十年里，很多精美的陶瓷藝術品被當著封、資、修，在破“四舊”中，被造反派打碎毀滅，粉碎“四人幫”后，一些“文革”時期創作帶有鮮明政治特征的藝術品，又一次慘遭惡運，有人測算新中國藝術陶瓷精品，存世量不足萬件，還不如齊白石個人畫作存世量多。
二、精美
凡是收藏或接觸過新中國藝術陶瓷的人，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新中國藝術陶瓷確實很精美，有的藝術陶瓷達到美倫美奐、精美絕倫的程度，真讓人過目不忘，愛不釋手。究其原因：
一是陶瓷藝人的社會地位得到提高，新中國成立后，廣大陶瓷藝人成為新中國的主人，生活有了保障，不再為生計憂愁，使他們迸發出極大地創作熱情，全身心地投入到陶瓷藝術品的創作之中，期間，他們創作出了許多精美絕倫的陶瓷藝術品。
二是這個時代聚集了大批優秀的陶瓷藝術家，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如“珠山八友”中的王大凡、劉雨岑、田鶴仙、徐仲南、畢伯濤、著名陶瓷藝術家王步、張志湯、汪大倉、曾龍升以及龔躍庭、周湘甫、汪以俊、王小凡、章鑒、王錫良、張松茂、劉仲卿、余文襄、鄒國鈞、王云泉、汪昆榮、魏榮生、趙惠民等等，使得這時期的陶瓷藝術創作達到鼎盛。
三是建國初期中央政府對景德鎮陶瓷的生產和發展非常重視，中央政府曾派中央美院梅建鷹教授和一批專家前往景德鎮，對這些老藝人進行培訓，教他們寫生和素描，并選送部分優秀的陶瓷藝人到北京進修學習，使得整個景德鎮藝人的藝術修養大大得到提高，反映在他們的藝術創作上，藝術品味不斷得到提升，創作出了許多藝術性很強的作品，如五十年代、王大凡、章鑒合作的粉彩瓷瓶《駿馬獻給總司令》就是一件藝術水準極高的陶瓷藝術精品。
四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投入，實際上就是新中國的官窯體制，在陶瓷的胎、釉、彩料的選用和加工上舍得下成本，組織人員攻關克難，取得許多技術上的突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如這一時期生產的高白泥、高白釉、手工簿胎瓷，釉中彩，顏色釉，雕塑瓷，其精美程度遠超“清三代”，這一時期生產制作精美的藝術陶瓷，應屬新中國官窯。
三、珍貴
新中國藝術陶瓷由于它產生在特殊的歷史時期，隨著這個時代的結束，今天這些作品已無法復制，更是顯得珍貴。
一是新中國藝術陶瓷的創作處于一個特殊歷史時期——計劃經濟時代，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陶瓷藝人們是按職稱、按級別拿工資，沒有生產指標，陶瓷藝人們在創作藝術品時，能夠心神氣定，心無旁鶩，不計時間，不計工本，精益求精，精雕細琢，一件好的作品往往要花費數月，甚至近年的時間完成，有的還需多方面的藝術家共同合作方能完成，如今計劃經濟時代結束，新中國官窯體制徹底解體，時代不同，創作的社會環境不同，而在那個時代、那種環境，那種心神氣定的心態下創作的陶瓷藝術品，在現今這個浮躁的社會狀態下，如此精美的陶瓷藝術品是永遠不可再生了。
二是新中國藝術陶瓷誕生在政治特征非常鮮明的年代，很多藝術陶瓷在體裁上明顯地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帶有鮮明的政治特色，如六十年初陶瓷美術家趙惠民創作的粉彩瓷板《曬谷場上》、一九六三年由陶瓷美術家王錫良、張松茂合作的粉彩瓷板組畫《農村新貌》、著名老藝人鄒國鈞一九七三年創作繪制的粉彩瓷板畫《井岡山茨坪》，隨著這個時代的逝去，這種反映時代政治特征的藝術作品就更顯得尤為珍貴。
三是有些新中國藝術陶瓷原本就不是為銷售給個人而創作的商品，而是為某博物館、美術館，某個特定的重要場所而精心制作的展品，今天是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流出到社會，尤其是那些重大政治題材的陶瓷藝術作品，是由國家投入、集社會之力量，集體創作、討論、修改，由個人或少數技藝精湛的藝術家執筆而成的作品，存世量很少，如一九六○年江西省委宣傳部、景德鎮市委宣傳部組織省市藝術家赴廬山寫生、由陶瓷美術家王云泉執筆繪制，汪少平填色為人民大會堂特制的《廬山六景》、由老藝人鄒國鈞一九六○年創作的大型瓷板畫《烏江》、老藝人鄧必浩在“文革”期間創作的大型瓷板畫《韶山洙津渡槽》、老藝人徐煥文、曹達柏為美術館創作的《革命圣地延安》、《喜豐收》粉彩瓷板等，這些作品代表了那個時代國家制瓷的最高水平，更是彌足珍貴，如此珍貴的陶瓷藝術精品原本不可能屬于我們個人，某種機緣巧合，今天我們能收藏到一兩件這樣的稀世珍寶，這是何其幸事，假如我們與這些珍品擦肩而過，我們將遺憾終身。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認識到新中國藝術陶瓷是一種極具收藏與投資價值的藝術品類，雖然今天人們對它的認識有所提高，但遠遠不夠，雖然它的投資價值有所體現，在拍賣會上，有的作品已經拍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元，但遠遠尚未達到它應有的價值高度，我相信隨著廣大收藏愛好者對新中國藝術陶瓷的青睞，隨著藝術品的投資人和藝術品投資機構的介入，新中國藝術陶瓷的春天將大步向我們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