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2013年水墨展究竟有多熱？在雅昌藝術網上，以“水墨”為主題詞的展覽數量在2013年多達243個，不過當中的展覽水平也良莠不齊，2014年，“水墨”展能否梳理出具有學術深度的研究脈絡，從而跳脫光怪陸離的表象，由熱走向深，從亂象中擇優，將成為2014策展的一大看點。

　　在琉璃廠，經營傳統書畫的畫店用LED屏循環滾動著“當代水墨”幾個大字，在798，2013年轉型畫廊的蜂巢當代藝術中心，將自己定位于推介東方審美系統，陸續推出了有關當代水墨的7個展覽，而向來以關注青年藝術為主的空間站在2014年年初舉辦了一位老藝術家王秉復的水墨展，在百度百科中，藝術家的介紹是著名書畫大家。

　　層出不窮的水墨展也引發了藝術圈內專業人士的思考，中央美院人文學院院長、教授尹吉男發微博調侃：“中國當代水墨有三種，真水墨、真的水墨、真水的墨”，諷喻當下以“水墨”為名良莠不齊的展覽現狀。

　　水墨展有多熱：60%的增幅

　　2013年水墨展究竟有多熱？從全國來看，據不完全統計，在雅昌藝術網藝搜中以“水墨”、“工筆”、“山水”、“國畫”、“油畫”、“雕塑”、“版畫”等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以“水墨”為主題詞的展覽數量在2013年多達243個，較2012年相比增幅60%，在各個展覽類型中屬于增幅最多的展覽類型。

　　以中國美術館為例，2013年其舉辦與水墨相關的展會41個，平均每月有3個，從總量上看比去年的水墨展多出了10個。

　　為什么水墨會在2013年出現井噴的態勢？策展人皮力在年末的一篇文章《21世紀水墨芻議》中指出，水墨的流行其驅動是市場的“春心蕩漾”，“新水墨”或許正成為國際拍賣寡頭取代表現不如從前“景氣”的中國當代藝術的“新板塊”。

　　不少業內人士將水墨在拍場上的風光追溯到中國嘉德2012年秋拍推出的“水墨新世界”拍場，事實上，“水墨”這個詞出現在拍賣公司的專項拍賣中，中國嘉德并不是第一個，早在2006年，北京保利秋拍就開設了“中國當代水墨”專場，恰是與“中國當代藝術”專場一起首次命名亮相。而至此之后，拍場上呈現了“新水墨”與“當代藝術”之間的“河東”與“河西”。

　　以保利為例，2006年保利秋拍的“水墨”與“當代藝術”在同日上、下午分別進行拍賣，上拍作品數量均在200件左右（“中國當代水墨”，編號0001-0206，206件；“中國當代藝術”，編號0301-0501，201件），但是總成交額“中國當代藝術”以8090.720（萬元）相差“中國當代水墨”1742.300(萬元)近4.6倍。2007年，差距進一步拉大，保利春秋拍共舉辦7場“現當代中國藝術”拍賣，而“中國當代水墨”只有兩場，而到2012年，“水墨”場與“當代藝術”場又回到了均衡數量，等到2013年，保利春秋拍共舉辦9場以“水墨”為名的拍賣會，首次超過舉辦了5場的“當代藝術”，而成交總額也以72739.075（萬元）超過現當代中國藝術43016.9（萬元）近1.7倍。

　　除了國內拍賣行，蘇富比在2013年針對“水墨”也做了開局的動作，2013上半年首先在紐約蘇富比S|2畫廊舉行“Shuimo”中國當代水墨展售會，繼而于10月香港蘇富比秋拍推出“早期現代水墨大師”專場，蘇富比中國藝術部副主席龍美仙于拍賣后表示，這場蘇富比首次舉辦的當代水墨畫專場，總成交額超越估價近四倍之多，見證這個藝術門類發展不斷的潛力，并預告2014年將策劃一場針對文人傳統語境的當代水墨拍賣會。

　　國內外拍賣行的“水墨”之路，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策展人皮力的結論。如果“水墨”只停留在市場上的熱捧，缺乏學術上的探索，那么將“水墨”作為“當代藝術”的對沖市場邏輯將會把“水墨”孤立在當代藝術范疇之外。而缺乏建立在藝術價值認定之上的水墨市場，也會面臨當代藝術遭遇“滑鐵盧”式命運的危險。

　　水墨有多深：一個展覽的啟示

　　如果說，“水墨”有多火，拍場上的成交數據是最直觀的的反映，那么“水墨”有多深，即水墨的學術性，有關“水墨”的展覽應該是展現“水墨”研究成果的最直觀反映。在去年形形色色以“水墨”為名的展覽里，有多少留在2014的記憶里？

　　擔任AAC藝術中國策展人評選的評審會組長賈方舟回憶，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水墨：當代中國的過去即現在”（Ink Art: Past as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是去年不能忽視的一個。

　　這個以“水墨”為名的海外展，在年底一開展就在國內引起了熱議。展覽展出了徐冰、谷文達、邱志杰、張洹、宋冬、任戩、劉丹、楊泳梁、史國瑞、邢丹文、方力鈞、楊福東、邱黯雄、王冬齡、張羽、蔡國強、黃永砯、張健君、展望、王晉等藝術家共70余件作品。

　　之所以爭議，部分原因是遴選的35位中國當代藝術家中并未看到大批“著名”中國水墨畫家的身影，藝評人林明杰稱，已經有“陰謀論”認為這個展覽是西方人以學術搭臺的方式來炒作中國“新水墨”， 大量“毫無筆墨”的“奇技淫巧”充斥其間。

　　賈方舟說，若不是他親自求證了參與策展的一位工作人員王辛，他也會懷疑大都會在跟風辦水墨展。王辛告訴賈方舟，大都會早在10年前就開始考慮這個展覽，真正進入策劃和工作狀態是近兩三年的事，有些畫廊和機構事先得知這個消息，便先下手做起了水墨。

　　而面對展覽所引發的“似是而非”水墨的爭議，賈方舟認為，這次展出的作品，與我們理解的“水墨”有很大差異，而這也是一個學術視角下的啟示。

　　不同于國內的水墨展覽以傳統國畫的畫種如工筆、山水、花鳥等來劃分進行策展，大都會挑選了四個主題詞——“文字”“新風景”“抽象”“畫筆外的藝術”解析作品；除了呈現水墨紙本，媒介其實大量拓展到了攝影、視頻、裝置、布面油畫、行為等領域，策展人何慕文稱，他關心的并不是從事著一個傳統練習的從業者，而是關注那些想方設法從古老的傳統當中尋找新鮮表現力的藝術家。

　　“我指的‘水墨’是‘水墨審美’，中國古老的文化模式如何通過富有創造力的多變的方式來重新解讀過去，從而探索文化的創新。盡管所有的藝術家們通過他們新的表達方式來表達其初始的意圖，參觀者仍可在他們的創作中識別出其主題、審美、或者技藝——這些運用意義深遠地連接著中國藝術的過去。”策展人何慕文在接受采訪時曾說。

　　四個主題部分可以說概括了激活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藝術特征，如“抽象”部分，策展人何慕文認為，中國書法的核心是意象，筆墨一直被公認為是藝術家手法的標志，無論書法還是繪畫都具有抽象表現的潛在價值，“抽象”部分展出了受過傳統訓練的書法家王東齡的創造，用一個大規模的抽象境界來強調書法的動態特質，同時摒棄了傳統書法強調語義的傳統。

　　“從大都會這個水墨展的策展意向以及對四個部分的描述不難看出，水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標志和象征，其當代呈現的方式已經遠遠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由筆和墨的種種規范和技巧完成的傳統樣式。其創作主體也不是國內通常認為的‘國畫家’或‘水墨畫家’。”賈方舟表示，“他們對中國傳統水墨的理解和價值取向不在其技法意義上的推進和變革，而在如何將其轉換為一種當代方式。”

　　水墨如何續強：國際化視野下水墨理論的建構和發展

　　從大都會的“水墨”展上，我們確實看到了“水墨”在當代藝術的語境下進行研究的方向，區別于市場拿“水墨”替換“當代藝術”的對沖邏輯，學術策展正在將當代水墨的實踐努力融入當代藝術的對話和合流之中。

　　顯然大都會的“水墨”展不是學術的完結，而是探索性的新開始。賈方舟在肯定展覽的同時也注意到，參展“水墨”展的藝術家里，真正在水墨本位上工作的比例很小，而這不排除策展方對國內近年在水墨領域里的優秀探索者缺乏了解。

　　2014年，水墨展的學術性如何更深一步強化？深圳畫院研究部的研究員郭延容認為，探討當代水墨應該注意闡釋兩個問題，一個是文脈問題，即水墨面臨的歷史背景；一個是當代問題，也就是水墨面臨的時代語境。

　　“當代水墨的溯源從宏觀上可以分為形式溯源和主題溯源，所謂形式溯源，就是在創作中強調傳統水墨的視覺形式，如筆墨、材質、裝裱等方面；主題溯源則表現在題材、寓意、韻味等方面，是對傳統水墨的母題的回溯。水墨的轉型則是從觀念和表現形式兩方面體現出來的。當代美學觀念的介入，使水墨擺脫了農耕文明的窠臼，藝術家可以從心理學、符號學、社會學等學科出發，借用水墨語言，表達藝術觀念；表現形式上的演變也更為豐富，當代水墨不再拘泥于基本的筆墨紙硯，而開始朝立體、影像、動畫方面延伸。當然，在具體的藝術作品中，往往不是單一的溯源或轉型，藝術家對文化的解讀是多元的，溯源與轉型是輔成和共生的關系。”郭延容說。

　　郭延容認為，2013年年末在深圳畫院舉辦的“第八屆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在這個角度也給未來的水墨展覽提供了很好的啟示。雙年展以70 后青年水墨藝術為對象，以“形學”和“圖學”為主題，前者研究當代水墨的筆墨、空間、趣味等表現技法，后者研究當代水墨對傳統主題、圖式及內涵的轉換。

　　“圖學”部分的策展人付曉東認為，水墨之于中國不僅僅是作為媒介，更多的是代表一整套完整的理念和文化系統，因此她把從上古水墨里就出現一直到現在還被青年藝術運用的圖像整理出來，按照“云水閣”“花石綱”“神女列傳”“佛造像”“山海經”五個主題呈現。

　　如果說，大都會的“水墨展”是把水墨放在當代藝術框架里討論，那么同年舉辦的“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除了考慮了以西方圖像學的方式(“圖學”部分)探討水墨，也關照到了中國傳統筆墨理論(“形學”部分)。

　　在皮力看來，當下更迫切的問題，恰在于這兩套理論的互不溝通，盡管“深圳國際水墨雙年展”在去年廣受好評，但也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尚待解決的問題。

　　“舊有的水墨理論，基本是兩個來源，一個是以傳統的畫論為核心建設起來理論話語；另一套，則是借用的現代主義的形式分析語言。這兩種話語迄今為止尚隸屬于互不溝通的體系，而且只能局部應對豐富的水墨實踐的某些方面。”皮力認為，當下迫切的問題是，如何把水墨的理論詞匯、理論問題納入到當代藝術的討論語境中來，或為其注入當代的含義，一方面讓這些新的語詞和話語能保留傳統的文化心理和記憶，但是另一方面又能與當代理論問題溝通。

　　如皮力所言，21世紀的水墨發展，不僅僅是藝術家的創造，而同樣也應該是在國際化視野下水墨理論的建構和發展，2014年，水墨展只有不停留在大規模、大制作、明星陣容、以及數量熱上，在策展學術上有所突破，才有真正讓水墨不絕于中國藝術史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