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禮品網訊】近日，當代著名藝術批評家栗憲庭早年對于是否可能存在第三級藝術市場的設想文字在微博上又引起了新一輪的轉發，“三級市場是有別于一級市場（畫廊）和二級市場（拍賣行），真正能面對百姓大眾的平價市場。”栗憲庭于2005年當代藝術井噴時提出平價藝術市場的想法，是基于當時的中國當代藝術品大量被國外藏家低價收購，以西方的藝術市場模式加以運作，在拍場上頻頻拍出天價的“煉金”行為的一種憂患意識，高價的出現使人們的關注點瞬間移至價格，而忽略了藝術品本身的意義，也使藝術市場成為了極少數人操控的游戲。
所謂平價市場，是栗憲庭針對當時西方話語權把控下出現的高端市場的一種應對，現代社會是一個人人都有欣賞和擁有藝術品權利的社會結構，建立平價市場的根本目的，是想通過市場行為把藝術新的變化普及到大眾，也試圖通過平價市場形成藝術發展和社會之間的補充途徑，把聚集在其中的眾多藝術家和大眾審美之間建立一種長期磨合的“社會形態”，即它不但是未來中國藝術市場金字塔的基座，也應該成為全社會介入藝術評價的社會機制。
栗憲庭的想法無疑是針對當時強勢進入中國的西方藝術市場價值體系被蜂擁效仿，并瞬時產生一系列怪象的擔憂，當時文化價值體系的動蕩，藝術價值體系面臨著體制、意識形態、舊有傳統勢力、畫種門派等障礙，西方藝術市場單純學術性的價值系統似乎處處水土不服，但又被強行接納，平價市場被寄望成為整個社會和大眾參與的第一輪藝術篩選和評論的機制。
然而時過境遷，當初撈足了金的西方買家早已離席，隨著國內藏家的登場和藝術市場這些年的進化篩選，藝術走向大眾，藝術品的消費屬性正在越來越多地被強調，但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品平價市場還是沒有出現，栗憲庭的愿望在當下又是被如何解讀的，雅昌藝術網總編輯朱文軼、北京新繹愛特藝術發展有限公司市場總監王鵬對此給與了采訪。
放下藝術家的身份亦可大有作為
就栗憲庭提出的藝術平價市場概念，朱文軼表示了認同，在他看來，如何讓藝術真正面向用戶、面向家庭、面向老百姓是每個藝術從業者必須要思考的，也是他最近跟一些年輕藝術家交流的問題，在朱文軼看來，不是所有的藝術家一畢業就一定要成為年輕藝術家，推介青年藝術家的這種夢想可能不是這些青年人本身的夢想，而是背后推手的夢想。“多數從事藝術行業的人都有兩種身份，一種是個人創作的身份，另一種是藝術為人民服務的身份，也許大部分人就是一個藝術的工作者，就是一個從事藝術服務行業的工作者，他可以為家庭、為家居做很多事情，可以跟設計師聯合做很多事情，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成為梵高，所以只有這樣的一些基本認知打開了之后，才解決了真正的行業人才出路的問題。”在他看來，藝術家的出路解決之后就能帶領藝術交易，同時也會帶來不同的藝術經紀人進入，也許未來的藝術經紀人就跟現在小區樓下賣房子的房產中介一樣，如果沒有一個這樣的生態的話，藝術行業永遠還是一個小眾行業。
任何行業最后跨界的想法都會給本行業帶來非常別開生面的一些東西，這個行業太封閉，它需要借助外邊的一些思維方式、方法論，可能更多人才的加入會對這個行業引入一些活水，但是問題是這些人才為什么要加入這個行業，要看這個行業是不是足夠大、足夠有吸引力、足夠有前景，這里面有太多需要去“革命”的地方，對于可能發生改變的入口，朱文軼認為，互聯網作為一個表述的方式，的確代表著更開闊、更扁平化的思維方式和生產關系，但是它對行業的改造都是非常類似的，藝術行業作為傳統行業里面一個傳統得不能再傳統的行業，同樣存在著被這種新的生產關系、被這種扁平化的趨勢所改造的可能性，只是這個可能性可能現在還沒有看得很清楚，也沒有人能做出一個特別好的范例，在這種情況下就更需要有人去破局。
從民眾視角來解決文化需求
王鵬認為栗憲庭關于三級市場的提法反映了三個基本問題，首先這種想法是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過地下困難時期、盲目天價時期和后來的金融危機時期之后很多人對市場普遍抱有的一種期待，即藝術總能在一個社會形成完善的生存機制；第二，不可否認的是，三級市場的提法也帶有樸素的本土色彩和民族主義色彩，因為一二級市場的規則出于西方，那么中國人是否可以形成屬于自己的市場形態和市場規則？第三，脫離經濟和商業規則因素去單純地談論藝術市場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藝術品的價格并不是決定人們是否消費藝術和藝術品的決定性因素，只有更多地關注到藝術以外的非藝術因素以及這些非藝術因素和藝術消費之間的關系，才能夠更準確地探討是否可能在未來建立真正的藝術平價市場。
對于當代藝術的大眾接受度，王鵬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當代藝術在中國的出現是否具有真正的社會基礎？第二，普通大眾為什么一定要接受甚至了解當代藝術？在他看來，當代藝術在中國的出現更多出于一種藝術家對政治的反思而不是對社會和歷史的反思，當代藝術有其非常知識化的一面，但同時也帶有非常狹隘和局限的基因，這樣的事物通常來講是容易跟社會脫節的，普通大眾并沒有義務一定要去接受或者了解當代藝術，每一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文化喜好，這是真正的文化權利的問題。
很多藝術形式的基本語言和運作規則都是西方人奠定的，比如電影，在這一點上王鵬認為，規則好壞與建立順序并不代表事情本身的歸屬，沒有必要非得給一些事物貼上西方的標簽，好的東西總是適用于全人類的，規矩的背后體現的總是對事物公共權益的保護，如果說西方的運作方式和中國國情有什么不符合的話，那應該是對于運作者來說，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不太懂得尊重藝術的公共權益，我國的公共意識比較淡薄，這在文化上體現得非常明顯。
“藝術大眾化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不要說在中國，哪怕是在西方發達國家，事實上也并不是人人都那么關心藝術，不同的是，西方的公共藝術空間的確比中國的要普遍，比如教堂，本身就是很好的公共性藝術教育場所，比如美術館和博物館，可以讓更多的人接觸到藝術品，我們近年來公共性的美術館等場所越來越多，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近藝術與民眾距離的作用。”但要想真正把藝術推向大眾，王鵬提出了一個如何建立“藝術大眾標準”的問題，需要思考普通民眾的藝術需求是什么？從藝術形式的角度，從價格的角度，從對藝術認知層次的角度，從作品形態的角度以及從民眾的文化藝術消費心理的角度等，只有幫助民眾解決了他們沒有時間解決、沒有能力解決、沒有義務解決的文化需求問題，才有可能真正把藝術推向大眾，使藝術更加社會化并和更廣泛的人群發生關系。